戴斌:旅行遇见互联网 业界如何应对最活跃领域
中国网10月19日讯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18日在世界旅游互联网大会上发表题为《旅行遇见互联网》的主题演讲时表,旅游和互联网都是当下的显话题,把两者放在一起开会,关于融合、机遇、挑战、发展趋势,更是无尽的话题可以聊。 对于“旅行遇见互联网”的话题,戴斌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未来,而是过去。他回顾了七零年代、八零年代、九零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老百姓获取信息以及与旅行关联的案例。他告诉全世界,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如何与迅猛发展的旅行结缘,如何带动全世界的视野。 七零年代在乡下,想要知道些外面的事情,一是每家每户都有的“话匣子”,二是生产队开会前的由返乡知青领读的报纸。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那时还没有作为社会现象的旅行,有的只有数千年如一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外面的世界是他们的世界,也是广播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世界。知道了,也就只是知道了而已。 八零年代,随着电视普及,《霍元甲》、《上海滩》是可以公开看的,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歌星也是公开追的。不仅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时尚和流行领域,也呈现出“排浪消费”、“梯次扩散”的特征。高考、经商、打工等经济文化活动让国人在参军之外有了更多的空间移动和阶层流动的机会。眼界打开了以后,脑袋开始自己思考了。那个时代已经能够看到了旅游,不过还是他们的,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腔腔调调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能够接触他们的是一个叫作导游的特殊群体,那可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啊!在同辈人眼中,他们代表着体面的工作和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在游客眼中,他们像公社书记一样无所不知,精心周到了安排旅程中的吃住行和游购娱;在社会眼中,他们承担“民间外交”的神圣使命,一句话,“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 九零年代,是国民旅游的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互联网开始萌芽的时代。1999年第一个国庆黄金周,让国人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旅游消费的“井喷”。自那时起,包括出境在内的国民旅游就进入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国民出游率几乎是每五年就增加1倍。要知道中国的人口基数是13亿多,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海外消费支出国。 九十年代也是互联网在我国的市场导入期,记得一家叫做“赢海威”的公司,在中关村大街上牛哄哄地树起了一块广告牌,“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由此向北800米”。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名片上多了一行被亲切地称为“伊妹儿”的电子邮箱,还有“大哥大”、BP机的呼号。那时,国民旅游的市场主体是还是事业有成、家境富裕的中老年人,玩互联网的年轻人还只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冲浪。 不过,力量在积聚,变化正在悄悄地来临。 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的80后逐渐走入经济社会的舞台和旅游消费的中心,随着“旅游”这两个字突然变得“土土的”,年轻人更愿意用“旅行”这个词来表达某种生活状态,当旅行遇见互联网,原本波澜不惊的生活开始变得有故事了。 当旅行遇见互联网,生活开始了新常态。旅游已经成为国民的、大众的、日常的消费选项和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仅国内旅游就有5.26亿人次的市场规模和4213亿元的消费规模。这还仅仅是一周的长假,预计全年的国内旅游将达到40亿人次,加上1.3亿的出境旅游人次,国民人均出游率接近3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字,意味着作为发展与转型国家的中国在旅游领域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意味着旅游真正成为了老百姓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并因其日渐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就业、外交等经济社会影响而上升为国家战略。 值得关注的是,借助于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游客在目的地空前地介入市民的生活和休闲空间。还是以这个国庆节为例,一方面同比10.7%的旅游人次增长,另一方面是我们监测的125个直报点景区累计接待人次同比下降3.26%,收入下降的更多。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戴斌表示,除了《旅游法》要求的最大承载量的限制和景区的主动调控后,是人们不再对专门为游客准备的场所感兴趣了,而是更愿意去外滩、锣鼓巷、西湖这样的开放式景区,甚至是谈不上什么景区,就是当地人的生活场所去体验异地的生活方式。 变化的还有旅游与旅行的组织方式,不一定是集体和团队活动,而是兼容了更多面向散客和自助的旅游方式。团队、观光和包价是近代旅游的经典形式,可是业界清楚地知道,这种旅游形式是工业革命以后旅行服务领域商业创新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变迁,自由和个性的旅行方式重归主流。 从我国旅游市场这些年的宏观数据看,国内游客的97%,出境游客的65%都不再把自己的行程完成交给旅行社去打理。根据最新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2015)》,入境的外国游客和港澳台同胞对目的地信息的了解,38%来自于互联网,而来自于旅行社咨询和目的地推广活动的只有8%、2%。客观地讲,如何构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面向散客的商业组织和公共服务休系,中国还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 当旅行遇见互联网,时尚有了新选择。 在传统的社会里,根据“发送——接收”的信息传递模式,我们总是习惯于为旅游推广找到某个权威为自己背书。比如曾经是什么时代的首都,出过什么皇亲国戚、历史名人,被某一级机构授予过什么牌子,等等。一定程度上,旅行社和导游也在扮演这个权威背书的角色。 互联网时代,一个地方美丽不美丽,值得不值得去,已经不再是某个拥有信息垄断权力的精英说了算,而是由千千万万的普通游客主观感知和评价分享的结果。网站、邮件、博客、QQ空间、微博和微信,还有脸书和推特,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传播渠道,如此平等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加上移动通讯技术,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商业创新,人们不仅仅可以低成本地获得目的地的多元信息,而且越来越方便地随时随地获取各种旅行信息。 流动的信息、方便的获取渠道和低廉的价格,进一步加速了旅游进入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历史进程。从自驾车、露营、音乐节、“彩跑”、“撕名牌”、冰桶挑战等,这些现象级或者亚现象级的时尚活动,往往都是年轻人主导的,也都具有互联网基因。 透过时尚的变迁和个性的张扬,或者可以听见有声音在说:把权威归还给权威本人吧,我的生活自己选择,我的行程自己做主。作为旅游人得明白,时代变了,动不动“三皇五帝到如今”,动不动就“对接国家战略”,动不动就微言大义,没人听喽。如果不能从平等、自由、交互、包容这些理念出发,不能让游客感受触手可及的温暖,还是抱着父爱主义和权威导向不放,旅游目的地形象建构也好,旅游项目推广也罢,很有可能陷入“你说你的,我玩我的,各说各话”的尴尬境地。 当旅行遇见互联网,商业新模式开始了随时代逝去的不仅仅是观光、包价和团队的组织方式,还有旅游产业的边界,一个更加开放的旅行时代到来了,那些山山水水和历史文化仍然会是吸引游客到访的理由,但是还需要全面而深入地体验整体的生活环境。 其实,从生活方式的视角,包括异地的生活方式,本来也不存在一个封闭的旅游世界。公交、地铁和出租车本地人可以乘坐,外来的游客也可以乘坐;餐馆、酒吧和咖啡厅本地人可以去消费,外来的游客当然也可以去消费;博物馆、电影院、戏剧场、明星演唱会本地人去得,外来的游客也不会被排斥在外。加上民航、高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约车平台的商业创新,城市和乡村自然而然地就还原成为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共享的生活空间。 旅游产业的边界一旦打开了,在资本、技术和创业者的共同推动下,面向本地居民的生活服务和面向外来游客的旅行服务就不分彼此地融合到一起,将会是多么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商业创新空间啊!事实上,旅游与旅行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 旅行遇见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更重要是我们的观念和思维。 如何把外来游客的需求迭加到目的地的存量需求上,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市场空间?如何让面向本地居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公共资源、商业资源和个人的房屋、汽车等有形资产,还有知识、才能和人才等无形资产存量为旅游所用?如果车辆是公民合法拥有的私有财产,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像房屋一样通过出租而获得合法的收益呢?在这个越来越去中心化的时代,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力量和社会群体的活力,让创新引领旅行和互联网的未来?等等,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是对市场机制和商业创新的考验,也是对既有的发展理念和管制体系的现实考验。 比如滴滴快车、神州专车、优步等网络约车业务,比如途家、去呼呼等非标准住宿业务,比如去哪儿网的“本地人服务”,可能会与既有的法律规定特别是习惯于牌照管理的市场准入制度有冲突,还可能会损害既有市场主体的商业利益和特定群体的就业机会。在我们这样习惯于行政调控而非法律推动的社会里,确实会带来太多的两难和不确定性。 对这些新生事物的管理,需要有要全新的思维,就像汽车工业的早期,工业动力已经取代自然动力了,可还要在在左右两侧各拉一个长杆子以驾驭车子。 现在回过头去看,确实可笑,谁又能保证再过若干年,后人不会觉得我们今天对“互联网+旅行”领域的创新管制不是可笑的呢?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还需要最大限度地凝结社会共识。出租车的到来,肯定会受虎妞父亲这样的黄包车主和拉车的骆驼祥子的天然抵制。处心积虑地辛苦一生,看得比命都重的东西,一夜之间就变得分文不值了,搁我们也会拼命抵制的。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是原来的群体不努力,是时代变了,市场不相信眼泪,形势永远比人强啊! 政府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既要从市场效率出发,旗帜鲜明地站在历史前行的方向上,支持旅行与互联网领域一切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的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也要从社会公平着眼,为那些在时代进步和市场转型中受损的群体提供诸如就业指导、产能转型等方面的补偿机制。 本文系中国网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讲话稿进行编改,有增加有删减。(伍策 一剑) |
关键词:旅行,互联网,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