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文化特色，如江河入海，水系千形万状，流经之处并非出自设计，而是各自阻力最小、代价最低的路径，主流支流，莫不如此，哪怕改道，亦循此理。此处隐奥，往往令人倒果为因，甚至削足适履。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便是此中范例。
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五四运动以来，古典中国“传统之家”在西方文化浸润之下重构为“现代之家”，却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如今，新时代的中国正重拾文化自信，回望家文化浮沉流变，重新审视古典中国“传统之家”正当其时。
“传统之家”以何为基
中文的“家”字，至少包含了英文“home”和“family”的双重蕴意；而中国传统“家”文化中，“家”是个体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传统文化的根基。
首先，“传统之家”根植于祖先崇拜。道家讲“子孙以祭祀不辍”，儒家则“敬鬼神而远之”，将“神”模糊为“天”和“天意”，高高架起，同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人+人)，把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神的想象转向了祖先崇拜，具象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宗族制度，而载体就是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
千年以降，“传统之家”是中国非宗教化的底层免疫系统。所谓祖先崇拜，从某种角度看，即通过祭祀、扫墓等固化礼仪，让生者看到先人永在，子孙无穷匮也，从而消减、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而对死亡的敬畏恰恰是宗教意义生产机制的终极驱动。
外来宗教，或如佛教彻底中国化以求融合，或被“免疫系统”所收服。无论是“南朝四百八十寺”，还是明清基督教“礼仪之争”，都无法动摇祖先崇拜体系，更无法撼动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
其次，“传统之家”实现了多维度“成本最小化”。传统意义上的“兴亡周期”源于农业国资源有限，内卷到极致而产生治乱交替。“传统之家”则极大降低了各阶层融入政治体系的成本。
从上层看，无论是西周至战国的“家国同构”，还是宋至明清的“家国共管”，都在保持极小官僚集团、最小化治理成本的同时，实现了“超稳定结构”；从中下层看，“传统之家”通过规模效益使生存成本最小化，对外可以通过合力办成大事，对内则发挥着“金融部门”“慈善机构”等作用。即便今日，在家祠制度仍有威力的江南、岭南地区，生意人往往更容易从宗族内部筹措到大笔资金。
“传统之家”有何“隐奥”
中国“传统之家”被诟病处多有“隐奥”，比如被口诛笔伐的嫡庶之争、家长制等，深究起来，未必尽然。
中国“传统之家”家族内部鼓励竞争。上至皇室，下至黎庶，多子多孙往往让能者脱颖而出。三国时期，袁氏一族人丁兴旺，每个都顶着“四世三公”的光环，但最后脱颖而出的仅仅二人，庶出的袁绍又完全压倒了嫡出的袁术。最终打败袁绍、统一中国北方的曹操亦不过庶长子而已。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唯才是举，让嫡庶之争变得不那么紧要，而律法规定父辈遗产“嫡庶按子均分”，则进一步降低了嫡庶差异。
反观中世纪的欧洲，大体而言，无论爵位还是财产都是“长子通吃”，其余诸子需另谋出路，不公平程度尤甚。
传统文化中的“家长制”，弊端广为人知，深层原因却未必尽人皆知。比照资源相对宽松的西方商业文明，中国“胡焕庸线”以内的可耕地十分有限，且很快开发殆尽，一般年景下农人不过保有半年口粮。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中介绍，中国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商汤时期直至1937年止，3000多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每6个月一次。如此严苛自然条件下的传统农业家庭几乎没有试错空间，决策一旦失误，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生存危机。缘于此，在“传统之家”中，家族成员让渡决策权于族内最有经验、最具权威的族长几为必然之选。
15世纪的欧洲，小小的威尼斯城邦岁入与整个大明相当。生存资源的丰厚意味着广大的容错空间。如果将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放大来看，大河泛滥，灾难频仍，是中国社会早熟且力求稳定的肇因之一。
“西式家庭”迭代亦有困境
西方家庭观念演变，一在宗教救赎，二在契约精神。古希腊和古罗马本为多神教，古罗马甚至盛行家神崇拜，使得宗教具有极强的宗法性(有类似祖先崇拜功用)。信众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亚伯拉罕诸教，尤其是基督教强调“爱父母过于爱我(神)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神)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用一神体系替代家庭血缘成为社会的底层结构，家从此只是个人的出发点，而非归结点。
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人进而主张，父母未经允许就生下子女，须有无偿抚养义务；但等孩子具有自由意志之后，亲子之间剩下的就是契约关系。这种说法，民国时期大行其道，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家文化的根底“孝道”。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期表示，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伦理全是封建制度之遗物；鲁迅立论“父子间没有什么恩”；傅斯年则在《新潮》首期指“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蔡元培也说，家庭可以废除。
客观上说，上述思潮一定程度上有历史和现实合理性。当时，批判中国家庭，对标的是西方个体契约式家庭，认为前者压抑天性，后者尊重个体，但通过解构“养育之恩”和“忠孝之道”来主张个体自由，委实不可取。
当今时代，追求个性与自由无可非议，问题是过犹不及，如果个人主义泛滥到精致主义或没有底线的利己主义，契约精神到了断言养育之恩“毫无恩情可言”的地步，那么无论古今中外，论争、斗争甚至战争就毫不奇怪了。
“传统之家”何去何从
不难发现，同在东方、同为儒家文化圈但西化更彻底的日本，接触西方文明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自我否定，崇尚欧美；二是赶超或局部赶超后，重拾自信，回归传统价值观。我们现今正好处在第二阶段。
文化自信，首在文化自知和自尊。当今世界，无论东西，皆以“人”为本，而儒家则以“仁”为本，着重且擅长处理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基本理念。
传统大多不会不合情理，却会不合时宜。从“修身”体察自然人性，由“推己及人”体察个体与集体的边界，补齐短板的“传统之家”，可以防止个人主义过度发展，继而由“齐家”而“天下承平，国家大治”。
中国人把“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by God)”译为“人生而平等”，在传统造物主日渐式微的当今世界，重新将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定义为“父母—家庭”，也是暗合了回归人本、回归家庭的未来趋势。中国“传统之家”根植于牢固的血缘亲情，依托仁和礼，具备了可实操的社会性，进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也具备一定的普适性。
近些年，中国青少年掀起的“国潮”不仅是消费潮流，也是价值观、生活理念回归传统的表现，而“寻找家风”活动的走红也折射出社会对传统家文化回归的热盼。
当前，深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传统之家”，值得我们反思其合理性，深挖其适应性，发扬其优越性，将“传统之家”优化为普适的“现代之家”，实为当代必有之义和应由之路。(完)
专家简介：
綦天柱，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长期深耕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领域，专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承与发展，在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开设“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系列课程。近年出版专著4部、译著5部，获省级科研一等奖，论文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