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题材演剧的叙事逻辑与情感诉求
——从豫剧《解忧公主》说开去
张红武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
和亲题材是历代文人创作的重要内容，从元代的关汉卿、马致远到明清的陈与郊、薛旦，再到近现代的郭沫若、曹禺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家大家对此都青睐有加。可以说，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再到到近代戏剧，和亲题材的演剧不绝如缕。我们知道，和亲题材所涉及的主要情节及人物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解忧公主和亲乌孙国”等，如果我们把其内涵锚定在“联通诸国、促进融合”的根本诉求上来看，窃以为还可以把“张骞出使西域”“苏武牧羊”等涵括进来，如此“和亲”与“出使”都是民族融合、文明交流的重要方式，历史也证明在这一过程中可展开丰富的舞台叙事与情感表达的画卷。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亲题材演剧因其契合国家团结民族融合的主旨、契合演剧展现丰富华美舞台呈现效果的追求、契合舞台艺术致力于表现戏剧冲突与表现张力的目的等，从而一再在艺术的舞台上予以呈现。我们看到，从戏曲到话剧、从歌剧到舞剧，和亲题材的身影常见于各类表演舞台，不同舞台艺术形式以其特殊表现方式对此予以表达和阐释。对这一题材的偏爱与表达，也正是华夏民族倡导和而不同、团结互信、包容互鉴的生动写照。
豫剧《解忧公主》正是和亲题材演剧的一个样本，全剧富有戏剧张力：有个体情感悲剧与家国重任在肩之间的张力、有异域生存与思念故国之间的张力、有战争分裂与民族融合之间的张力、有和亲目的短暂功利性与孕育和平土壤的长远效果之间的张力等。基于此，该剧成为我们解剖和亲题材演剧的“麻雀”，使得我们能够管窥其叙事逻辑和情感逻辑，能够蠡测其现代阐释的空间。
一、和亲题材演剧的舞台叙事逻辑
限于戏剧舞台的容量，和亲题材一般沿着个体情感期待及其幻灭、悲剧命运与家国担当的嬗变等逻辑展开。我们从《解忧公主》中看到，从个体命运由悲剧性而逐步升华的演进，同时也看到其最终以家国民族大业为己任的担当，在这一叙事当中存在着两重线索值得一探究竟。
其一是剧中表现的悲剧性是内在的、持续性的，不因完成多么伟大的家国责任而有所消弭。从起初刘郑二人“青梅竹马”将要“才子佳人喜结连理”之时，突遭圣旨降临封为“解忧公主”要赴乌孙和亲之时就决定了。这一设定是刘家少女憧憬爱情而终身不得的悲剧、是解忧公主或许终将难回“故乡”的悲剧、是郑将军终身不娶护佑在侧深埋情爱的悲剧、是和亲的功利性与情感的真挚度之间难以调和的悲剧。这种悲剧性一直推进着叙事的展开，但无论如何也化解不开，成为弥散于整个剧作的内在基调。
其二是从“刘家有女”到“解忧公主”的身份和角色的转变，是深埋爱情、断舍亲情的转换，是从摈弃儿女情长到逐步担负起家国重任的转换，这一身份转换过程是舞台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尽管对于命若琴弦的解忧公主而言过于残酷，但身为皇室后裔、汉家公主，她忍辱负重，在离家十三年时送走亲爱的郑将军（埋葬爱情），直到离家五十年时才迎来回归故土为双亲祭奠的机会。五十年来经历的政局变动、内外交困等因素是于身事外之人难以想象的，尽管历尽千辛万苦达成了使命（息战结盟）与和平（子嗣承继）的“和亲”重任，但却在情感却难以代偿。毋宁说，这一重线索和逻辑是逐步以和亲使命的成功而不断“掩映”情感之悲剧的过程。
二、和亲题材演剧应该且必须涵养其情感内核
和亲题材演剧不仅只把上述两重线索作为剧作内在动力推进叙事逻辑的演进，更应以“情感”作为内核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以戏剧的要素来谋篇布局，在情节上去枝散叶保留真挚情感宣泄的“出口”。
在《解忧公主》一剧中，每一场都是以“情感”而非“情节”立题：第一场中突降圣旨打破刘郑二人爱情憧憬的惊愕与无助，一句“边疆从此无争斗，表妹从此叫解忧”的无形之墙，阻隔了原本近在咫尺的爱情，称呼的转变意味着角色的扭转和命运的转折；第二场中长亭送别的亲情演绎，老父“故土几捧”“闻一闻看一看，就如同父母随儿行”，父母一句“公主保重”则把亲情彻底稀释，在情感浓度上，女儿和公主的不同称呼之间可谓云泥之别；第三场中宽待胡姑的大义正式开启了和亲责任的成效，初步达成“修百世之好”“从此不再动刀兵”的意愿；第四场中对源儿“大汉的文明铭刻在心中”的传承汉家文明之喜悦，以及对“心怀天下，天下百姓之福”的和亲目的之欣慰；第五场中祭奠郑将军时对往事的回顾与倾诉，对斯人已逝慨叹“草原从此无春天”的绝望；第六场中新王登记与臣民挽留所渲染的情感认同，对象征着和亲成效及和平土壤孕育的欣喜；第七场中荣归汉土的心志与心迹，对一生追求、有舍有得的总结。其中，第一场、第二场、第五场、第七场尤为动人，引人设身处地和解忧公主一道经苦楚历劫难、同呼吸共命运，其真情实感令人不禁潸然。以情感而不是以“说教”为主，可以说是和亲题材演剧能打动观众的不二法门，也是所有舞台演剧的艺术追求。
三、和亲题材演剧在当下的心理接受与阐释空间
我们注意到，和亲题材演剧是当前舞台创作的一个亮点，具有和时代精神契合、与艺术表达契合的天然优势，其以女性为第一视角也更易突出个体情感和命运悲剧，也因其耳熟能详的史实、传说和故事，从而与现代观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更敞开了现代人审美习惯和心理接受的空间。但同时，这也是把双刃剑，因其耳熟能详，所以为编创者提供施展的空间会更加狭仄，尤其是在叙事情节和表现主题上很难有所突破，也使观众以更加苛刻的眼光和更多的观赏期待予以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和亲题材的优势和劣势同样明显。
在接受心理上我们难以回避的是，现代青年观众对复杂残酷的封建王朝国家较为陌生，以现代社会意识和观念很难充分理解其中所艺术再现的“历史真实”，或许会对其中的一些情节产生疑虑：在双方心知肚明的政治联姻过程中“和亲”的效果是否确如其实？和亲政策中以“大我”对“小我”的戕害是否天然正当？即使是对国家民族有利，是否有更加合适的途径或方法予以替代“和亲”？关于“红颜祸水”“女子误国”的传统偏见中，和亲公主的身份是否存有某种矛盾之处？何以在漫漫皇朝历史中和亲措施难以为继？如果难以在剧中埋下思索和解答的种子，那么现代人，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会对此疑窦丛生，进而对这一题材所倡导的精神及其文化内核进行质疑。也因此，和亲题材演剧如果难以以现代视角予以审视的话，则无论多么地“新编”，也必然还是“旧事”，不但难以在舞台上站得住脚、难以在思想上压得住阵，当然在社会观念上也难以引起共鸣。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传统舞台演剧的优长，觅寻传统文化题材与现代接受心理的契合点，以现代意识做好文化阐释。
可以说，和亲题材演剧在情节叙事和舞台呈现上有其天然优势，即能把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怀、把个体命运与家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能较好地呈现“和亲”的叙事功能，也能较好地表达爱情、亲情以及坚韧、容忍的人物品格，尤其是在特殊语境中以音乐、唱词等艺术方式予以呈现，能展现卓然而立的人物形象和气质，能渲染厚重浓烈的情感色彩。更重要的是，身处剧场“场域”中的我们能深深思考其当代价值，进而思索个体融入历史担当中的作用，并对当前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做出积极回应。这也是历史题材演剧对我们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处理自我与民族、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参考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