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部分节日都是单日，往往是单月单日，如一月一日元旦、三月三日上巳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中国人讲究好事逢（成）双，认为成双成对吉利。而这些所谓的节日，并不像后世演化的那么欢天喜地、其乐融融，都是些极不吉利的日子，各有所忌讳，非“凶” 即“恶”。为何如此？这就要从“过节”的本义说起。在我们这个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里，将两人之间交恶谓之有“过节”，也同样透露出“节”的原意。
“节”本指竹、草木条干间坚实的部分。“节，竹约也，竹木不通。”（《玉篇·竹部》）因其最为坚硬而难以被劈开。节也是植物的关键部位，节外才会生枝。植物“节”的这种特征，影响到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古人认为时间亦有“节”，属于一年四季当中的关键点。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R·利奇指出：“其实我们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的分隔来创造时间的。”中国人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平常时间，一部分是非常时间。非常时间就是“节”，即“坚硬”的时间、最难通过的时间，也是最容易“生枝”和“出事”的时间。
那么，怎么通过这段非常时间呢？无外乎求吉、纳祥和防疫，这也是汉民族传统节日的基本主题。上溯节俗形成之初的原本世象，有对亡灵的百般祭拜和供奉，对灾祸的恐惧与禳避，对神怪鬼祟的敬畏与忌祓，种种节日行为和举措，无不释放出神秘、忧虑，甚至恐惧的意味，民众的防疫心理袒露无遗。传统节俗，其实是古人禳灾避祸、祈福驱凶，与邪、恶势力抗争的一种科学与文化深度融合的程序套路。
在近世的演进过程中，防疫主题逐渐退出了节日意蕴的范畴，过节期间，人们只是专心致志地“讨口彩”，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然而，端午节却一直在坚守“节”的本色。
农历五月，炎热酷暑将临，毒虫滋生，流行病、瘟疫开始进入高发期。按现代医学观念，这一时段乙型脑炎与脑脊髓炎发病最为集中，古人将五月定性为恶月。五月是阴气与阳气、死气与生气剧烈争斗的交汇点。端午节，是古人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瘟疫作出的具有明确时间维度的预判，并为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习俗面目出现的防疫体系。
端午的一些主要习俗行为，诸如采艾叶、菖蒲、蟾酥，涂雄黄，系五彩丝，制朱砂酒，采草药及张挂符印或钟馗像等，都以驱邪禳毒却病灾为宗旨。艾叶和艾草用以防疫，是广为流行的手段。人们在门楣、房外的墙上悬挂艾叶或艾草，有时外出也随身携带。《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艾禳毒气，显然与对艾叶药性的认知有关。《名医别录》道：“艾叶味苦，微温，无毒，主灸百病。”艾叶可入药，有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之疗效。菖蒲在《本草纲目》中称为“水剑”。《清嘉录》卷五云：“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旧时，榴花、蒜头、龙船草花，与艾、菖蒲合数为五，谓之“天中五端”，皆供却邪除瘴之用。
雄黄用以防疫，有两种方式，一是喝雄黄酒，二是涂于小孩的额或其他部位。古人认为疾病是由凶神恶煞附体而引起的，雄黄需要进入体内以驱之；涂抹则为防病邪，身上散发雄黄之味，病魔不敢近身。《本草纲目》记雄黄云：“雄黄性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祛痰功效。”雄黄辟病邪，也是出于古人对其药性的把握。
游玩是端午节中又一防疫途径。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二里记录此俗云：“五月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这里所说的熙游，是一种积极的防疫行为。初五日上午，聚集天坛，俗谓“避毒”。天坛是祈年的圣地，又是名胜，仰仗天神之力以避毒瘴，又兼游乐，诚一举两得。
小孩是重点保护对象。在温州，妇女利用各色小布片拼成八卦、木鱼、狮、虎、猪、金鱼等图案的小袋，将茴香、细辛、白芷、丁香之类药料（后多用樟脑丸）缝入小袋内，下垂彩线，谓之“香袋”。挂于床帐，或系儿童颈部，垂于胸前，可以产生芳香化渴、解毒静心之功效。在河南一些地方，端午节这天，大人给小孩戴上五毒肚兜，穿上黄色绣花鞋，手、脚系着五色彩线，脖子上挂着精美的香囊。戴到端阳正午时，扔掉五毒肚兜，称“扔灾”。
可见，为平安度过端午这一不吉利的时间，古人积累了丰富的防疫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既便于操作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将之融入节俗的仪轨，代代相传。尽管古人对流行病缺乏必要的研究，但是，在易发病季节，讲究卫生，净化空气，发挥中草药优势，主动避疫消灾，并使之成为节日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值得称道和发扬光大的。除了实际效用外，端午节更是全民集体强化防疫意识的时间节点，以仪式化的方式警示人们，病毒瘟疫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必须防患于未然。年复一年，端午节俗在孩童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防疫的种子。
今年的端午节仍旧处于新冠病毒蔓延期间，谈论和突出防疫主题正合时宜。在当今全民抗疫的关键时刻，较之其他节俗，端午的现实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