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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宝玉胡同9号

2020-07-02 10:38:50 作者: 来源: 如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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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北京深秋的一个黎明,我出生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附近的炮局胡同,从此开启的人生旅途,除去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十几年,就一直生活在这片老城区中。因此,对于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的熟悉,而最让我难以忘却的,就是宝玉胡同9号,那里留下了我的童年。

  小院有芳邻

  1957年春天,我家从北城根后坑胡同搬到了宝玉胡同9号,一进院,就有一位大眼睛的中年妇女过来招呼我们,说“咱们太有缘了,这回住一块儿就是一家人啦,有事就言语一声。”我母亲让我赶快叫付婶,说:“这是咱们的街坊。”接着,我母亲对付婶说:“付太太,给您添乱了,往后短不了麻烦您。”说话间,付婶家的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拉我去玩,慢慢地我知道了他是付叔叔家的二儿子,叫二喜,大号叫付崇喜,他哥哥是双喜,下面还有两个弟弟,那会儿还撒不开手呢!

  我家住在外院的南屋,付家住在我们家的西隔壁,是原来小院车库改造的,再往西有一个小跨院,修了一个厕所,清洁队的人每隔几天来掏一次,印象中很干净,没什么气味。

  跟付家哥儿俩玩久了,对这个地方也慢慢地熟悉了,了解了不少新环境的人文地理。我们这个叫“宝玉”的小胡同坐落在朝内北小街路东,斜对着东四五条东口,胡同的东口顶着北石匠营胡同,南北两边分别是吉兆胡同和南门仓胡同。小胡同不长,只有二百来米,中间还拐了四道弯,汽车是走不了了,只能过个三轮或是手推车,因此落得个清静,到了晚上恨不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我们这个9号院在胡同的西头,坐北朝南,过去是个殷实之家的宅院,解放后文化部收购了这套院,分配给大作家郑振铎作为居所,后来他搬走了,稍加改造住进了八户人家,院子不小,又加之各家人口都不多,住起来也还算舒服自在。

  外院除了我家和付叔叔家,东隔壁住着一位姓刘的大胖子,我们管他叫刘大爷,通州人,说话高门亮嗓,刘大妈是南方人,说话轻声细语,老俩口一柔一刚,一张一弛,有如对口相声中的甲乙,煞是有趣。外院这三家的男人有一个共同的职业,都是文化部的专业厨师,当时的称谓是炊事员,老哥仨经过数十年的锤打,技术上是炉火纯青,什么东西到了他们手里,不知怎么弄的,一会就能整出像工艺品一样的东西,尤其是看刘大爷在院里抻面,上下翻飞、粗细长短变化不定,你还没看明白,像粉丝一样的面条已经进锅了,我边看他们干活边想:他们哪儿是厨师啊,简直就是变戏法的!

  刘大爷家的门和我们两家不一样,不朝北开,而是朝东开在大门洞里,大门洞有一间房子大小,装有两扇不太大的硬杂木做的门,门上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十个字,两边还立着两个长方形的小门墩,边上刻着荷花、金蟾,上面蹲着个小石狮子,出了门洞是一个平台,北面立着一个净面影壁,很朴实。外院不太大,也没什么装饰,倒是种了两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每年也结几个果子,不好吃,但每年春天开花却是一件盛事,从屋里往外一看,东边一片如烟粉红,西边一片如雪润白,伴随着随风飘来的阵阵清香,闭上眼睛享受,真是心旷神怡。

  影壁的东面有一条过道,从那里进去就是里院,也是这个院子的正院,这里四面都有房,北屋三间是正房,盖得要大一些,而且前出廊后出厦,这里住着一家姓孟的人家,因为这家的小孩比我们大好几岁,平时也玩不到一块,只是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看见他们家的老二穿着一身绿军装去上厕所,我问他是不是当兵了,他说不是当兵,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了,再过两天就要去宁夏了,他那身簇新、翠绿的衣服给我的心里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几年后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我一点没含糊就报名去了黑龙江,现在想来也许孟二哥的行动是我作出决定的最初动机。

  北屋西边有一间耳房,住了一位姓吴的叔叔,对人和蔼,成天不上班,听双喜哥说,吴叔叔在外地当县长,身体有病,在家休养呢!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吴叔叔象棋下得特棒,可以说打遍胡同无敌手,大人上班了,没人跟他下了,就和小孩子下,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输了要弹一下脑奔儿,我和他下棋的细节现在已记不清了,但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回我的脑门都被他弹肿了!真痛!

  里院的西屋是两间房,住的是一位姓李的高个子叔叔,他是一个手艺精湛的木匠,大概是受家庭影响,他的大儿子丁柱打小就手巧,这从他的名字中就能看到,又有“钉子”、又有“柱子”,十二、三岁时楞是自己做了一张八仙桌子,在院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母亲马上就说我:“看看人家才多大呀,你再看看你,就知道吃!”

  东屋两间房住了一位南方人,张太太,一口吴侬软语我们根本就听不懂,对她最深的印象就是听大人们说她太费水,扁豆一根一根地洗,筷子一根一根地冲,洗件衣服能把衣服淘烂了,粗旷的北方人怎么也无法理解南方人的精细。

  南屋三间住着一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我们叫他李爷爷,他家朝南有一个后窗户开在外院这边,冬天从来不打开,夏天从来不关上,隔着窗户我看见他成天窝在一个大罗圈椅子里,一会儿呼哒几下芭蕉扇,一会儿趴在一张大黑漆桌子上写呀写的,满屋子堆的都是书,用书海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里院院子不是很大,但很整齐,靠西北角种了一棵大枣树,东南角种了一棵西府海棠,每到春天,海棠叶还没长呢,先开了一树的粉花,招的蝴蝶、蜜蜂到处乱飞,把春的气息搅得浓浓的。美中不足的是枣树品种不太好,每年只结可怜巴巴的几个小枣,大人小孩都懒得理它。

  北屋的东耳房没有住人,打穿成了通往后院的过道,后院最招人的是一棵高大的桑树,春天养蚕时,小孩子没有不惦记这棵树的,把树叶恨不得采光了算,而一到初夏,另一种诱惑渐渐占了上峰,那就是对桑葚的爱好,到了时令,满树黑压压的一片,招的我们没事就往树上爬,抓到手上就望嘴里塞,弄得满身满手满嘴都是紫的,太好玩了。现在很难买到新鲜美味的桑葚了,偶尔看到胡同里有一棵半棵的桑树,落满地果实也没人敢吃,疑惑有杀虫药的污染,想起来我们那会儿可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啊!

  童年趣事多

  五、六十年代各家各户都不富裕,但是物价稳定,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吃有喝就很高兴了,互相之间也不攀比,因此邻里之间关系都很融洽,小孩们在一起玩的也很开心,各家打开门就像一家人一样,现在想起来桩桩往事,心中尚存甘甜。

  现在过夏天很容易,热了有电风扇、空调,那会儿不行,就是一把大扇子来回扇,小孩子干脆接一盆凉水玩扎猛子,水不凉就再换一盆。天擦黑时扫扫院子,提拉一张凉席往地上一铺,小哥儿几个凑到一块堆儿,边侃山、边数星星,还时不时趴到地上闻闻土腥味,时间一长就睡着了,还得大人一个一个地往回叫。

  五八年那会儿什么事都讲集体行动,一说打苍蝇,就全民人手一只苍蝇拍,打了以后再一个一个地数,然后还上报,一说灭蚊子,就每家发一包“六六六”,晚上七点街道上一吹哨,家家都在屋里用纸把“六六六”沤着了,关上门,在外面等三个钟头,再开门把烟儿放了,还真灵,熏了药以后,好几天都不挨咬,就是味儿不好闻,人有点难受。

  四合院里的孩子平时没个老实劲儿,舞枪弄棒的,有时候也搞个体育锻炼,大多是土法上马。一次双喜哥从朝阳门城根弄回来一块整城砖,在砖中间画一道印,用锤子慢慢地奔出两块半拉砖来,再把砖的中间敲一个洞,找一根枣木棍子穿过去,当杠铃举着玩儿,一块城砖四、五十斤重,劲儿小一点儿的还真举不起来。今天古城墙已经基本消失了,市民纷纷捐城砖希望恢复北京古老风貌,不知双喜哥会不会参与其中。

  夏天到了,暑假一到马上就搭着伴儿去游泳,工体的游泳场那会儿已经开了,花一毛钱可以游两个小时,可那会儿一毛钱能买一斤棒子面,所以大人也不老给,我们就到什刹海去游野泳,来回都是走着,有时候嫌太远,就到城根儿的护城河里去游,那会儿河水不太脏,没有什么污染,两岸杨柳低垂,绿草茵茵,蝉虫鸣唱,也没有人来车往,游起泳来也是有滋有味的。

  小孩子的另一大爱好就要算看电影了,可是到电影院去看一次要一毛钱,没有特别叫座儿的新片子一般都不去,于是等星期天晚上放映队到五条里头的班大人胡同小学放露天电影时再去看,一次五分钱就够了。一到星期天心就开始不塌实了,好不容易盼到傍晚,拿着个小板凳买张票在校门口等着,一开门就往里挤找个离银幕近的地方占好地儿,就开始折腾,试镜头时,全把手举起来,做个小兔,弄个大马什么的,直到电影开演了才能消停下来。看完电影,星期一上了学还有事呢,和同学一见面就开始聊,要是班里有谁长得像电影里的某某,或是名字谐音,那外号算是起上了,而且叫得特亲切,被叫的人慢慢地也认可了,答应得还挺自然。

  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文化娱乐生活没那么丰富,平时主要以听说话类节目为主,如评书、小说、相声,大人爱听京剧曲艺。那会儿多数人家没有收音机,于是就想办法听蹭儿,收音机在当时叫“话匣子”,胡同西口的自行车铺有个大话匣子,见天儿老开着,我就是那儿的老听众,每天一放学就往那儿跑,站在门儿外头一边儿闻补车带的胶水味儿,一边儿听评书,《杨家将》《说岳全传》《平原枪声》《解学士》《刘罗锅儿》等等,都是那会儿听的,到现在都能记得起来。

   

  少年识得柴米贵

  院里的孩子们不光是玩,平时也要干一些家务事,日久天长,不用大人说,就知道该干什么,比如扫地刷碗、洗袜子、擦玻璃、跑趟腿儿打个酱油、买个醋。重一点儿的活儿就是点炉子,那会儿平房没有土暖气,也没有蜂窝煤,都是点煤球炉子,每天早晨起来,要把炉子搬到外面去,把炉灰倒出来,再挑点儿整齐的放回去垫底儿,放张废纸,码上劈柴,烧着了以后填入煤球,在坐上拔火罐,等炉子着旺了,不冒蓝火苗了(没有煤气了),再搬回屋里去,至于烧水、做饭,那就是大人的事了。

  那会儿学校都有劳动课,每周半天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培养孩子的劳动观点,各家各户也要搞一些来料加工,挣一点小钱补贴家用。比如“分拣猪鬃”,就是把杂色猪鬃领回来,黑白分开,再包好了送回去,每斤可以挣几毛钱,还有剥云母片,是将原来的云母片一层一层地分离开,用于电工上的绝缘,还有糊火柴盒,砸电工卡子等。记得最可乐的一回是二喜哥撺掇我跟他去卖晚报,说卖好了能挣两毛钱,五点钟我们到南门仓西口的小人书摊去领报,二喜哥给了我十张,我们跑到隆福寺去吆喝:“晚报!晚报!二分一张!”都七点了,我还有两张没卖出去,回到书摊上人家说:“只能给五分钱,不过要是看小人书可以看十本。”(看小人书一分一本)我说:“那看书吧!”十本书一会儿看完了,什么都没记住,肚子到咕噜咕噜响起来了,才想起来晚饭还没吃呢!

  食中自有天伦乐

  说起吃来,四合院里一年到头都有无穷的乐趣,而且花样翻新,既应景又合节气。

  开春了,树刚吐绿,就爬到树上去捋几把榆树钱或是来点柳芽,洗干净了放到棒子面里蒸着吃,甜丝丝的,要不摘点香椿芽、花椒芽,烫一烫,拌豆腐吃,或是和到棒子面里炸着吃,再不就趁早赶到护城河边采点苋菜,马蔺菜,用开水烫了做馅吃,肉头着呢!

  夏天到了要是吃上一顿筋筋道道的过水面,浇上芝麻酱,倒点醋,就着黄瓜条、大蒜瓣,痛痛快快地来两碗,别提多开心了。大人要是高兴了,也会上中药铺买回几两乌梅,放点儿冰糖、桂花,熬成酸梅汤,用大锅盛了放到凉水里拔着,等凉透了全家人围在一起,一人来上两碗,又酸又甜,还凉凉的,肚子都撑得慌了,眼睛还想再来一碗。

  到了秋天,物产逐渐地丰富了,北京人喜欢尝鲜儿,老家的亲戚就往这送,先是二喜哥在香山的老叔送来了毛豆,加上花椒,煮好了大家分着吃,接着门道刘大爷在通州的大姑娘又送来了老玉米,煮好了也是每人一个,还有老窝瓜、甜高粱杆儿,慢慢的我二姑家的葡萄啊、石榴啊、枣啊就都来了,特别是立秋那天,母亲炖的那碗红烧肉又香了我好些日子、贴了层“秋膘儿”。

  冬天到了,围着烧的通红的炉子,吃个带着冰碴的喝了蜜的大柿子,或是就着热茶吃个赛过梨的心里美萝卜。要是冻着了,就着辣咸菜丝喝一碗刚开锅的粘糊糊的、酸里透着一点甜的豆汁,发上一身汗,立马就舒服了。记得最清楚的是到五条东口的馄吞车子上吃一毛钱一碗的鸡汤馄吞,那会儿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东西还不是很多,一天,消迹好几年的馄吞车子突然摆出来了,还不要粮票,大家都排着队到那去吃,就是一辆由排子车改装的馄吞车子斜靠在五条口把犄角的路边儿上,车子上左边摆着一个炉子,上面坐着一个中间有隔板的大铁锅,靠里边是清水,煮馄吞用,靠外边是放着老母鸡和猪骨头的汤锅,两边都烧的滚开。车子右边靠师傅一侧放着一个小案板,下面有几个阁子,分别盛着和好的面团、调好的肉馅和干白面,案板前边有一排小盆,里面有酱油、醋、香油、盐、胡椒面、虾皮、紫菜、香菜及津冬菜,再外边是一条一尺来宽的长条桌,擦得倍儿干净,桌子底下摆着五个木头凳子,吃馄吞的人坐在上面一边等馄吞,一边欣赏师傅的操作。只见头戴白帽,身穿白围裙,还罩着白套袖的师傅用小面棍飞快地赶着面记儿,薄了以后卷起来用刀一划一切,就成了馄吞皮子,接着一手托皮儿,一手用尺子板儿在馅儿里一抹,再往皮儿上一蹭,手底下一攥一甩,就这样一会儿的工夫几十个馄吞变出来了,跟着扔到了锅里,手勺推了两下,开水冒了两冒就熟了,等捞到了碗里,再舀上一大勺鸡汤,添上各种小佐料,一碗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馄吞就摆到了顾客的面前,馄吞皮儿滑润有劲儿,馄吞馅儿鲜香有味,汤汁醇厚绵长,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吃的饭食了!一边儿吃着那碗解谗的馄吞,一边儿想,拍电影的人要是打这过,把这景拍下来,该是多么美好的市井风光片啊!

  那时候小孩子最高兴、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好啊,有炮仗放,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吃,三十儿晚上给大人磕头拜年时还给压岁钱!那些日子大人也没工夫管孩子了,成天介忙,打二十三扫房起,就甭打算闲着了,特别是忙吃的,平日里比较素,到这日子口就不能亏着了,特别是家里有长辈的,亲戚、朋友、晚辈来了你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啊!

  年饭里打豆酱最重要,先把买回来的猪肉皮择毛、洗干净后切小块下锅煮,到肉皮烂了时加胡萝卜丁、豆咀、白豆腐干、酱油、盐,调好色和口,分别装入小一点的盆内,放到凉地方搁着,等结成冻了再收起来,过年时拿出来仔细的切成小块放入盘内,浇上年前早早泡好的腊八醋,就是一道地道的小酒小菜,黑白相间、晶莹剔透、软滑爽口、好吃不贵,特受欢迎。还要炒咸事儿,就是将猪肉丁、酱瓜丁、豆腐干、花生米一起炒,凉了收起来,过年时荤菜吃多了就换换口味吃这个,又下饭又解腻。当然还要蒸几碗米粉肉、扣肉、炸点儿丸子、准备好鱼和鸡,最重要的是要蒸馒头和豆包,这些东西做好了要放进水缸里,盖好了存着,过年那几天就不做饭了,亲戚、朋友来了,拿出来上笼屉溜溜就能吃了。东西做多了就怕放坏了,那会儿又没有冰箱,所以大人们都盼过年那几天冷着点儿,天越冷越高兴。

  每个时代都有与其对应的美食,比起今天的鲍鱼、靓汤,我还是怀念童年的美食。 

  1964年的夏天,父亲单位调了两间稍大一点儿的房子,我们搬家了,双喜、二喜哥儿俩帮助我们装车,还一直送到了新家,以后我经常回宝玉胡同9号去玩,好像那还是我的家一样。

  四年前,在东四地区的危旧房改造中,宝玉胡同消失了,我的老街坊们也分开了,儿时的生活记忆已没有了依托的载体,但年龄虽然在增长,记忆却无法抹去,宝玉胡同9号的生活还时常在我心中回荡,给我带来阵阵的甜蜜与遗憾,北京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改变着她的容颜,许多文化遗迹已不多存在,不过我坚信,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更加重视以及微循环政策的实行,四合院一定能更好的得到保留,四合院里那祥和、温馨的生活也能真实地流传下去,而不会只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与回忆。

   

   

                                                                                              文民

                                                                              20058月于北京

关键词:责任编辑:李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