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庄，“五一口号”从这里首发

新华日报刊登“五一口号”

     沿着历史的长河朔流而上，70年前，在阜平县城南庄的一个小院儿内，一束红色的电波发往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使饱受创伤的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1948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将被推翻。共产党历来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
    1948年3月，在陕西米脂县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为尽快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由陕北迁往河北，以利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前委，经山西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五一口号”缘起

    在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正率领新华社驻扎在涉县的西戍村，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廖承志，向城南庄打电报询问中央在“五一节”有没有动作？廖承志的这封请示电报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党内党外、政治军事等各种因素，认为目前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是到了公开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时候了！于是决定在“五一节”以纪念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在城南庄这片热土上应运而生。

    起草修改

   “五一 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他将目光停留在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此时不免思绪万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救民于水火、追求人民民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反对一党一派的专制独裁统治，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赞同。今天，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了。也许是想到这些，或许想得更多，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五一口号”第5条的修改和提出，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的时代。

“五一口号”手稿

    “五一口号”发布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中共五大书记首次聚首召开的正式中央会议，研究的都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会议开了8天，至5月7日结束。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外，还有彭真、李先念、聂荣臻、陈毅、粟裕、黄敬、罗瑞卿等。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讨论中，周恩来指出：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名称，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性质和内容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全国人民的要求。刘少奇在讨论中指出：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口号，可以起口号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它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对于即将对外公布的“五一口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而且慎重。据邓拓回忆：主席亲自把手稿交给他，让他去打印。4月30日深夜，毛泽东亲自审阅了报纸的清样后，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五一口号”就在《晋察冀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由于当时《晋察冀日报》的编辑部、通讯部就在距城南庄一公里的新房村，所以近水楼台成为发布“五一口号”的第一家报纸，比其他地方的报纸提前了一天。驻在阜平县栗元庄村的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反复广播。5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各大报纸也陆续刊登了“五一口号”。

    响应“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1948年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也于5月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在广泛开展响应“五一口号”，讨论新政协的活动中，逐渐接受了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五一口号”第一次具体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动员令。它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一历史事件，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揭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新篇章。（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陈列部主任 栗静）